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有點特別。文風樸實中帶著硬朗，沉著中帶著奮勁。其中有這么一段話非常耐人尋味，“健全督查問責機制，堅決整肅庸政懶政怠政行為，決不允許占著位子不干事。健全激勵機制和容錯糾錯機制，給改革創新者撐腰鼓勁，讓廣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輝煌成就，就是廣大干部群眾干出來的。”這段話可以說是整篇報告中最強硬的一段話。相信聽了這段話，那些戴著帽子、占著位子、不干實事的人就該反省了。這段話中把改革開放的輝煌成就歸功于廣大干部群眾，這一點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在整篇報告中，有幾個相似的關鍵詞總是被李克強反復提及，除了“干部群眾”，還有“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眾旅游時代”。這幾個詞語的相似之處，都在于其中有一個“眾”字。我們或許可以把李克強總理在用詞上的這種偏好稱作一種“大眾情結”。

李克強的“大眾情結”，有點叛逆

作為一國總理，他對一個國家的命運有著比普通人更深刻的認識，因為很多關于國家發展的宏觀問題，總理所掌握的信息要遠遠超過普通人和專家學者所掌握的信息?？偫碓谧鲌蟾鏁r所用的每個詞，都是能夠影響一個國家發展前途的，也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過去的一年，李克強總理在很多場合都在提“大眾”這個詞。這或許在暗示著中國高層對社會文化走向的一種判斷。過去，我們喜歡提無產階級、工人階級、農民階級。而現在這種階級之間的界限正在逐步模糊。尤其是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誰是工人？誰是農民？誰是無產者？誰是商？誰是官？誰是學者？實際上早已沒有明確的判斷標準。恰恰相反，很多人都是兼具多重身份。

所以，當往日的那些舊詞匯漸漸退出歷史舞臺，政治家需要對社會階層進行更加謹慎的區分和定義。李克強總理選擇了一個詞——“大眾”。這個詞匯的選擇相信經過了反復的斟酌，同時，這個詞匯的選擇意味著中國政治從過去的階層敘事時代已經正式地過度到了平民敘事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李克強總理對“大眾”一詞的反復提及和強調，是一種叛逆的體現，代表著整個中國的政治生態在勇敢果斷地告別傳統的階層敘事模式，而過度到了平民敘事模式。

李克強為什么要選擇“大眾”？

在政府工作報告開篇，李克強用了這么一段話來描述中國經濟的嚴峻形勢：“過去一年，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復雜嚴峻。全球經濟復蘇艱難曲折，主要經濟體走勢分化。國內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边@段話放在報告開篇，給人一種沉重之感。但是，所謂多難興邦。在沉重中，才有可能去重視那些曾經被忽略的群體。這個群體就是“大眾”。這個“大眾”有著非常深刻的內涵。

1、大眾正在被智能化

“大眾”是智能化的“大眾”。在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越來越普及的社會，每個人都在經歷著智能化改造的過程。因為手機已經成為了人的器官，這個器官能改造個體的思維方式、情感模式、社交方式，能夠改造群體的價值取向、文化傾向、議題傾向、集體無意識行為傾向。

所有這些智能化的改造都讓個體的能量膨脹了很多。這里的能量既包括正能量，也包括負能量。作為一國總理，李克強最關心的是社會治理。正如他在報告中所說“一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平穩，穩中有進?！薄胺€”總是放在“進”的前面。而智能化的“大眾”對社會治理的最大挑戰就在于“非穩態”，因為在智能化的技術語境下，大眾當中的負能量極易在瞬間傳導，極易導致整個社會的“非理性”“非穩態”的失控狀態。這一點在去年的股災中就可見一斑。

試想，假如每個人手上沒有手機終端，假如大眾沒有被智能化，去年那場股災的損失能那么慘重嗎？所以，從對穩的追求上來看，李克強總理反復地強調大眾是一種非常正確的“叛逆”行為，因為智能化的大眾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已經具有了非常強大的影響力。

當然智能化的大眾還有一個很強大的正能量，就是創造力。這個不用多說，每一個天天玩手機的人都能體會到，假如沒有手機這個器官，我們的很多好想法和好點子或許都難以產生。所以，李克強總理強調“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是對傳統的自上而下的一把手拍腦袋式的創新模式的一種叛逆，總理要把創新的權力從地方一把手那里奪過來，還給大眾。因為只有大眾才掌握著社會進步的最真實訴求，只有大眾才具有助推社會進步的工匠精神。

正如工作報告所說：“我國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資源，人民勤勞而智慧，蘊藏著無窮的創造力，千千萬萬個市場細胞活躍起來，必將匯聚成發展的巨大動能，一定能夠頂住經濟下行壓力，讓中國經濟始終充滿勃勃生機。政府要勇于自我革命，給市場和社會留足空間，為公平競爭搭好舞臺。個人和企業要勇于創業創新，全社會要厚植創業創新文化，讓人們在創造財富的過程中，更好地實現精神追求和自身價值?！?

2、大眾正在被旅游化

隨著人均GDP的提升和汽車的普及，中國社會正在進入休閑社會，在休閑社會中，大眾逐步被旅游化。大眾旅游化的特征有三點。

第一點是大眾的活動半徑跨城鄉。也就是說有非常多的人在城鄉之間往返。之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旅游的需求。而支撐這兩個需求的是城鄉之間成本（交通成本、其他成本）的不斷下降和往返所獲取收益的增加，這個收益可能是經商打工所得，也可能是良好的生活質量。

第二點是大眾的活動半徑跨區域。也就是說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區域之間往返。這種往返也同樣有著各種各樣的目的，或者是商務，或者是醫療，或者是節慶，或者是學習等等，如果用泛化的視角來看，都可以理解為旅游。

第三點是活動半徑跨文化。這個文化可以是地域文化，也可以是國家文化。在這種跨文化的交流中，個體不僅僅完成了旅游過程，也完成了價值觀的提升和對異質文化的理解接受。這樣的跨文化交流也是大眾旅游化的最高境界。不同文化群體之間通過這樣的旅游化改造能夠對自身所處的文化有更深刻的認識和定位，也能夠通過異質文化的熏陶來實現提升文化包容力，在包容中獲取到更加開放的視野，在包容中尋找到文化突圍的鑰匙。

相信李克強總理對于大眾的旅游化是有著清晰的認識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提到了“大眾旅游時代”。這樣的提法也比較新鮮，同時也流露出了李克強總理的叛逆精神。作為一國總理，將“大眾”“旅游”“時代”三個詞連在一起，體現的是一種嶄新的大國治理模式。這種模式不同于中國五千年分而治之的條塊化治理模式，而是一種流式治理模式，這個流就是旅游流。

所以，李克強總理的叛逆正在于此，創造性地提出了“大眾旅游時代”的概念，意味著中國社會進入流式治理時代。旅游流是能夠產生新經濟形態的流，旅游流是能夠產生新創造力的流，旅游流是能夠產生新產能的流，旅游流也是能夠孕育新文化的流。我們期待著大眾旅游時代中生機勃勃的嶄新中國，期待著經濟下行壓力下，旅游引領的新型城鎮化帶給大中國一次完美的突圍。

文章來源：大地風景國際咨詢集團

作者：張棟平

圖片：新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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